如果在外企呆到40岁，那时即使我想做点什么，恐怕也晚了吧。

决定辞职时，薛冰雷正值35岁。

此前薛冰雷在一家台资企业工作8年，做到部门经理，之后他去了一家民企。没到2年，他就决定辞职创业了。

彼时，2014年，正是创业潮风起云涌的时候。侧身于一堆80后、90后创业者之中，79年生的薛冰雷显得更稳健、步履也更慢些，“70后创业者毕竟不一样，想得比较多、比较远。”

做出这个选择，也是基于对中年危机的未雨绸缪，“如果在外企呆到40岁，那时即使我想做点什么，恐怕也晚了吧。”

即使你做到总经理，还是一个打工仔

薛冰雷说的70后创业者的“不一样”，不仅仅是行事风格，更是一种创业态度。

“90后创业者可能觉得创业就是在风口上赌一把，即使死了也没关系，可以再来。但我们70后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活下去，如何把生意做长久。”他顿了顿嗓音说，对我们来说，能否做成五年、十年，要活得有尊严，但也可能会变得瞻前顾后。

那一年，薛冰雷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了个盘点。他在外企已工作7年。那是一个比较注重管理文化的台资企业，七年中，他经历了多个部门，做过产品经理、销售经理。对所从事的工业化领域也有很深的理解。

2012年，他从这家台资企业跳槽，去了一家从事自动化的民企，薛冰雷担任副总，负责销售业务。

落差挺大。“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制度和规则，小公司往往靠裙带关系，还有些说不清的东西，我去的时候看到很多不足的地方，想改造这个企业，现在看起来有点过于天真了。”薛冰雷说，最终自己的经营理念和老板有些冲突，所以和平分手。

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几个选择。

一个再回外企。基于他的资历，不少猎头找他，推荐产品经理、销售经理的职位。对此，薛冰雷心里有一本账，“我再做5年的话，依然会遭遇40岁危机，即使能做到总监，也只是一个棋子而已。”在他看来，很多外企在中国只是战略布局的一个分市场，如果业绩开展不好，所在的部门就会被无情砍掉，届时更难去找工作。与其留用40多岁的老员工，绝大多数公司宁愿花更低的成本招一个20多岁精力旺盛的年轻人。”

另外的选择是再次去民企，但他已经体验过。“很多民企都是野蛮生长的状态，本质上就是老板一个人的公司。一方面你很难碰到一个适合你，相信你的老板，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的角度看公司是不一样的，即使你做到总经理，还是一个打工仔，想去影响一家有一定发展历史的企业，其实是很难的，任何一个企业，骨子里流的是创始人的血液和文化，这个很难改变。

2014年，薛冰雷的孩子刚刚出生。他的妻子在国内知名外企工作，已做到高级经理，家里有一定经济基础。“我和老婆深入谈过，她也支持我创业，给了我百日的调整期，还拿出了20万元作为创业启动资金。” 薛冰雷记得，妻子当时对他说，“我能支持你的就这么多，这也是一道防火墙，如果这笔钱用完了，你的事业仍然没有起色的话，那你还是去打工吧。”

最难时，他的钱都花完了

35岁的他一头扎进了创业的大海。

薛冰雷从一开始创业就没想过做老本行，虽然依旧看好中国的工业化进程，但这是一个传统并且资金密集型行业，对创业者而言比较难启动。

最终他锁定了餐饮这个行业。“我不是要开饭店，而是想服务餐饮行业。”民以食为天，餐饮企业是一个竞争激烈充分市场化的行业。他试图从中攻破，获取一杯羹。

薛冰雷先是选择做餐饮软件代理来切入这个市场。每个餐饮店都有软件结算系统，他就先代理别人的软件，以此来了解整个餐饮行业的管理流程。“当做了代理以后，发现餐饮软件市场其实很乱，里面的坑非常多，据说国内有上千种餐饮软件，其中最大的公司也就几百人，市占率不足5%，大多数餐饮软件公司也就是十几口或者几十口人的规模，大家共同服务着当地的餐饮市场，大多数属于撑不死也饿不着的状态。”

这样的市场状态，里面必然存在着机会。2015年1月，薛冰雷找到了他的2个合伙人。

薛冰雷坦言，最初曾走了一段弯路。公司一度把方向定位为餐饮会员，但随着产品的深入研发并和更多老板们深谈后，发现大多数餐饮从业者其实并不在意会员。“因为消费者的消费是随机的，消费者对某一餐厅的忠诚度其实不高，对应大多数餐饮老板而言，会员其实就是预售卡，锁定需求和回流现金。而大量的具有营销行为的会员其实是一种伪需求，大多数餐饮老板对会员是有心无力或者根本不相信的状态。”

但彼时，薛冰雷的创业公司朝这个方向已运作差不多半年，“越往后，我觉得会员这个市场其实不大，而且模式很重。”我觉得该及时止损，停止会员方向的研发，但是后续做什么，还没有看得很清楚。”当时是2015年9月份，三个合伙人，由于方向的转移，其中一人熬不住，也不理解，最终选择离开。

2015年底10月，他的创业公司迎来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客户，帮助一个小商业地产做商户流水数据监控。“其实当初我们并没重视流水监控这个方向，我们的原本会员产品的核心是通过小票数据分析餐厅的消费行为。都是小票分析，但是场景不同，虽然做了这个项目，也就几万块，没啥钱赚，但公司首先要活下去，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客户。”薛冰雷说。

借助这个项目，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市场。“当时我们帮商业地产接入第一家客户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你在办公室永远想象不到的事情，这个对我们后续的产品优化升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”

比如“客户随便拔掉我们的设备怎么办？监控的数据断线了是否还能续传？续传的数据如何整理？商业地产对那些数据非常感兴趣，等等。

而且他们通过这款产品，更发现不少餐厅存在的一些异常行为，这个行为可能就是修改账单。比如1000元的单子，修改成500元，因为这个轨迹是可以跟踪的。“有可能是合理的修改，比如套餐、特价菜做赠送处理，但也有出现舞弊的可能性。这样一来，就能分析出餐饮店的修改记录情况，这会让老板的监控成本降低很多。

通过这个客户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，做小商户的餐饮数据分析。

他们给新的软件产品命名“单单计”，通过餐饮企业的小票来获得餐饮数据。“你的电脑只要能打印小票，我们就能提供相关的数据服务，甚至比他们的财务更了解企业。”

“当时试用的几个商家老板对产品非常有兴趣，而且我们真的帮老板抓到一些有问题的账单。这些老板对我们的评价是，产品挺好，但是用起来费劲，你们产品有手机版就好了，我们不太会用电脑。我们可以付费来购买你的这个产品。”

“餐饮老板都不用电脑，他们用手机，要匹配他们的需求。”薛冰雷说，当前我们的定位是餐饮老板助手，要让老板们觉得一机在手，可以掌控全局。

去年6月，是公司最难熬的时期。“一年多了，虽然有个产品原型，有差不多10来个商户在用。但前期的20万元也基本花完了，公司只剩下2人，原来的办公室也停止租用了，为了降低成本，我搬进了孵化器，另一个技术合伙人在家办公。差不多弹尽粮绝。”但薛冰雷坚信这个方向，目前市场上大部分餐饮企业的信息化做得并不完善，线上进销存、财务、支付和点餐系统并未打通，面临着数据割裂的基本问题，甚至大多餐饮企业信息化尚未完成。我们就是要致力于打通这个环节。用产品做一个桥梁。”数据打通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但薛冰雷认为老板助手的产品还不完善，离可以商用收费的阶段还差很远。

为了活下去，他奔走多地，去参加路演，去见投资人，谈想法，展示产品，但是大多数投资人看到产品后，只是表示再观察观察。他白天跑投资路演，晚上回来和另一个技术合伙人张宏俊联合讨论产品。

“当时投资人最多问的，是你这个产品有无成熟的案例？国外有无成功经验？我坦然说，没有，整个产品是我们自己从零开始研发出来的。大多数人听完后，就没有然后了。”有时候真想骂娘，我们没用任何人一分钱，自己做出的产品原型，也有客户试用，但是没人相信我们。那个时间真的挺绝望的。但是，我们依然要活下去。真的，只想活下去。

最终关键时刻，老婆又赞助了5万元。

任何一个产品，最好的投资人就是用户本身。关键要找到愿意为产品付费的人群。后来薛冰雷转变了思路，去寻找对餐饮数据有强烈需求的人群。

看短期效应，肯定不行，要看长远

很快，薛冰雷的公司迎来转机。

致力于餐饮金融服务的筷来财正在寻找第三方合作伙伴。“他们需要能帮助分析所投资企业数据的产品，在市场上找了不少方案，但是成本和效果都不太合适，我们的产品让他们眼前一亮。”

单单计对相关数据的获得，就为筷来财后续的风险把控与管理提供了大数据保障。他们可以用此来评估餐饮企业的信用，对交易数据进行实时监管。我们的系统并不排斥餐饮店安装的其他的收银系统，通过对收银小票的分析处理，我们可以复现监控商户的真实流水状况。 但比商业地产更复杂的是，筷来财的客户遍布全国各地，如何低成本快速接入客户门店，并且持续有效地获得数据,并从数据中挖掘客户门店的相关数据价值，这是单单计产品设计的一项核心指标。

而对单单计来说，通过快速获得大量真实的一线数据，他们可以更专注地提升产品本身。单单计这个产品随着接入数据量的不断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强。

两者一拍即合。公司开始有起色了，有了第一笔收入，他开始招人，主要是招负责实施运维工程师，“最多时一个月要装200多家。目前已经测试通过60家不同品牌餐饮软件。手机报表的研发也开始提到了日程上，手机报表功能日趋完善，”

2016年底，薛冰雷拿到了他的第一笔投资，目前核心团队也达到了7个人。 餐饮行业对资金的需求很大，开业，装修，采购，房租多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现金，但由于行业的特殊性质，餐饮行业获得金融贷款的难度很高。我们希望通过单单计来打通餐企数据，用真实的数据来分析餐饮行业背后运行的规律，筛选出真正对资金有需求的餐饮企业，并用数据来解决金融行业关心的风控问题。用大数据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。 单单计希望一方面可以解决很多老板远程管理门店的需求，另一方面通过交易数据的不断沉淀，可以链接金融公司对接餐饮企业提供短期信贷支持，这方面的市场想象空间巨大。

薛冰雷变得更忙了，每天很晚回家。妻子有点儿怨言，“她说非常后悔让我创业，因为投资回报率太低，3年投入的钱不说，没往家拿一分钱，最后连陪孩子玩的时间都没有了。”

虽然公司都在向好的方向转，但显然还远远没到盈利的阶段。“我跟妻子说，看短期效应，肯定不行。要看长远。我们做的是一个伟大的事业。”薛冰雷并不后悔创业这个决定。

在他选择离开的外企领域，有个天花板效应，就是上升空间。“我的一些老同事，十几年都还呆在那里，整个思维模式都是围绕这家公司的，若要转型，会很痛苦， 越到后面越尴尬。”

薛冰雷有个博士毕业的同学，读书的时候很刻苦，毕业后去了央企，日子过得似乎挺滋润，平时也没什么压力。“他看到我的事情，说很想出来试一吧，但想了又想还是没出来。在一种环境里呆久了，可能就丧失了狼性和斗志。”

薛冰雷并不是很看好当前很多外资企业的高管创业，“很多人吃不了苦。原来出入都是四、五星级酒店，现在让你住汉庭、如家，两人一间。这个落差是很大的。而且很多高管在外企做久了，需要底下有一帮人才能做事，你让他自己从零开始，自己去跑市场，跑税务，泡客户现场了解问题，可能就很难了。”

薛冰雷提到90后的空空狐项目，表示不解，“把投资人的5000万都烧光了。买好车，住好房，这哪是创业?”他也看到有些创业者，把公司包装编故事卖掉买了套房子。“明知道这个产品不可能长大，目的就是奔着让投资人接盘。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。如果是我，我不会做。就算你卖了个好价钱，但你在创投圈的名声已经臭掉了。若拿到别人投资，我不拿出点业绩，心里压力会很大，这可能就是我们70后创业者的不同。因为年龄原因，我们没有太多的试错机会，所以我们会比较稳健地把握公司发展方向。”

前方的路依然漫长。

“选择创业，我能控制和规划自己的路。如果在企业，相当于把命运交给了别人。”薛冰雷说，前段时间，妻子的公司已经历了调整，她开始感觉到了职业的压力，看似稳定的职业之路实则并不稳定。“她也开始理解我的坚持，看来我35岁做的决定还是对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