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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年职场 / 危·机 | 35岁辞职,他从企业高管转向创业
作者:zhangxue 日期:2017-06-01 浏览
如果在外企呆到40岁,那时即使我想做点什么,恐怕也晚了吧。

决定辞职时,薛冰雷正值35岁。

此前薛冰雷在一家台资企业工作8年,做到部门经理,之后他去了一家民企。没到2年,他就决定辞职创业了。

彼时,2014年,正是创业潮风起云涌的时候。侧身于一堆80后、90后创业者之中,79年生的薛冰雷显得更稳健、步履也更慢些,“70后创业者毕竟不一样,想得比较多、比较远。”

做出这个选择,也是基于对中年危机的未雨绸缪,“如果在外企呆到40岁,那时即使我想做点什么,恐怕也晚了吧。”

即使你做到总经理,还是一个打工仔

薛冰雷说的70后创业者的“不一样”,不仅仅是行事风格,更是一种创业态度。

“90后创业者可能觉得创业就是在风口上赌一把,即使死了也没关系,可以再来。但我们70后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活下去,如何把生意做长久。”他顿了顿嗓音说,对我们来说,能否做成五年、十年,要活得有尊严,但也可能会变得瞻前顾后。

那一年,薛冰雷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了个盘点。他在外企已工作7年。那是一个比较注重管理文化的台资企业,七年中,他经历了多个部门,做过产品经理、销售经理。对所从事的工业化领域也有很深的理解。

2012年,他从这家台资企业跳槽,去了一家从事自动化的民企,薛冰雷担任副总,负责销售业务。

落差挺大。“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制度和规则,小公司往往靠裙带关系,还有些说不清的东西,我去的时候看到很多不足的地方,想改造这个企业,现在看起来有点过于天真了。”薛冰雷说,最终自己的经营理念和老板有些冲突,所以和平分手。

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几个选择。

一个再回外企。基于他的资历,不少猎头找他,推荐产品经理、销售经理的职位。对此,薛冰雷心里有一本账,“我再做5年的话,依然会遭遇40岁危机,即使能做到总监,也只是一个棋子而已。”在他看来,很多外企在中国只是战略布局的一个分市场,如果业绩开展不好,所在的部门就会被无情砍掉,届时更难去找工作。与其留用40多岁的老员工,绝大多数公司宁愿花更低的成本招一个20多岁精力旺盛的年轻人。”

另外的选择是再次去民企,但他已经体验过。“很多民企都是野蛮生长的状态,本质上就是老板一个人的公司。一方面你很难碰到一个适合你,相信你的老板,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的角度看公司是不一样的,即使你做到总经理,还是一个打工仔,想去影响一家有一定发展历史的企业,其实是很难的,任何一个企业,骨子里流的是创始人的血液和文化,这个很难改变。

2014年,薛冰雷的孩子刚刚出生。他的妻子在国内知名外企工作,已做到高级经理,家里有一定经济基础。“我和老婆深入谈过,她也支持我创业,给了我百日的调整期,还拿出了20万元作为创业启动资金。” 薛冰雷记得,妻子当时对他说,“我能支持你的就这么多,这也是一道防火墙,如果这笔钱用完了,你的事业仍然没有起色的话,那你还是去打工吧。”

最难时,他的钱都花完了

35岁的他一头扎进了创业的大海。

薛冰雷从一开始创业就没想过做老本行,虽然依旧看好中国的工业化进程,但这是一个传统并且资金密集型行业,对创业者而言比较难启动。

最终他锁定了餐饮这个行业。“我不是要开饭店,而是想服务餐饮行业。”民以食为天,餐饮企业是一个竞争激烈充分市场化的行业。他试图从中攻破,获取一杯羹。

薛冰雷先是选择做餐饮软件代理来切入这个市场。每个餐饮店都有软件结算系统,他就先代理别人的软件,以此来了解整个餐饮行业的管理流程。“当做了代理以后,发现餐饮软件市场其实很乱,里面的坑非常多,据说国内有上千种餐饮软件,其中最大的公司也就几百人,市占率不足5%,大多数餐饮软件公司也就是十几口或者几十口人的规模,大家共同服务着当地的餐饮市场,大多数属于撑不死也饿不着的状态。”

这样的市场状态,里面必然存在着机会。2015年1月,薛冰雷找到了他的2个合伙人。

薛冰雷坦言,最初曾走了一段弯路。公司一度把方向定位为餐饮会员,但随着产品的深入研发并和更多老板们深谈后,发现大多数餐饮从业者其实并不在意会员。“因为消费者的消费是随机的,消费者对某一餐厅的忠诚度其实不高,对应大多数餐饮老板而言,会员其实就是预售卡,锁定需求和回流现金。而大量的具有营销行为的会员其实是一种伪需求,大多数餐饮老板对会员是有心无力或者根本不相信的状态。”

但彼时,薛冰雷的创业公司朝这个方向已运作差不多半年,“越往后,我觉得会员这个市场其实不大,而且模式很重。”我觉得该及时止损,停止会员方向的研发,但是后续做什么,还没有看得很清楚。”当时是2015年9月份,三个合伙人,由于方向的转移,其中一人熬不住,也不理解,最终选择离开。

2015年底10月,他的创业公司迎来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客户,帮助一个小商业地产做商户流水数据监控。“其实当初我们并没重视流水监控这个方向,我们的原本会员产品的核心是通过小票数据分析餐厅的消费行为。都是小票分析,但是场景不同,虽然做了这个项目,也就几万块,没啥钱赚,但公司首先要活下去,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客户。”薛冰雷说。

借助这个项目,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市场。“当时我们帮商业地产接入第一家客户的时候,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你在办公室永远想象不到的事情,这个对我们后续的产品优化升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”

比如“客户随便拔掉我们的设备怎么办?监控的数据断线了是否还能续传?续传的数据如何整理?商业地产对那些数据非常感兴趣,等等。

而且他们通过这款产品,更发现不少餐厅存在的一些异常行为,这个行为可能就是修改账单。比如1000元的单子,修改成500元,因为这个轨迹是可以跟踪的。“有可能是合理的修改,比如套餐、特价菜做赠送处理,但也有出现舞弊的可能性。这样一来,就能分析出餐饮店的修改记录情况,这会让老板的监控成本降低很多。

通过这个客户,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,做小商户的餐饮数据分析。

他们给新的软件产品命名“单单计”,通过餐饮企业的小票来获得餐饮数据。“你的电脑只要能打印小票,我们就能提供相关的数据服务,甚至比他们的财务更了解企业。”

“当时试用的几个商家老板对产品非常有兴趣,而且我们真的帮老板抓到一些有问题的账单。这些老板对我们的评价是,产品挺好,但是用起来费劲,你们产品有手机版就好了,我们不太会用电脑。我们可以付费来购买你的这个产品。”

“餐饮老板都不用电脑,他们用手机,要匹配他们的需求。”薛冰雷说,当前我们的定位是餐饮老板助手,要让老板们觉得一机在手,可以掌控全局。

去年6月,是公司最难熬的时期。“一年多了,虽然有个产品原型,有差不多10来个商户在用。但前期的20万元也基本花完了,公司只剩下2人,原来的办公室也停止租用了,为了降低成本,我搬进了孵化器,另一个技术合伙人在家办公。差不多弹尽粮绝。”但薛冰雷坚信这个方向,目前市场上大部分餐饮企业的信息化做得并不完善,线上进销存、财务、支付和点餐系统并未打通,面临着数据割裂的基本问题,甚至大多餐饮企业信息化尚未完成。我们就是要致力于打通这个环节。用产品做一个桥梁。”数据打通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但薛冰雷认为老板助手的产品还不完善,离可以商用收费的阶段还差很远。

为了活下去,他奔走多地,去参加路演,去见投资人,谈想法,展示产品,但是大多数投资人看到产品后,只是表示再观察观察。他白天跑投资路演,晚上回来和另一个技术合伙人张宏俊联合讨论产品。

“当时投资人最多问的,是你这个产品有无成熟的案例?国外有无成功经验?我坦然说,没有,整个产品是我们自己从零开始研发出来的。大多数人听完后,就没有然后了。”有时候真想骂娘,我们没用任何人一分钱,自己做出的产品原型,也有客户试用,但是没人相信我们。那个时间真的挺绝望的。但是,我们依然要活下去。真的,只想活下去。

最终关键时刻,老婆又赞助了5万元。

任何一个产品,最好的投资人就是用户本身。关键要找到愿意为产品付费的人群。后来薛冰雷转变了思路,去寻找对餐饮数据有强烈需求的人群。

看短期效应,肯定不行,要看长远

很快,薛冰雷的公司迎来转机。

致力于餐饮金融服务的筷来财正在寻找第三方合作伙伴。“他们需要能帮助分析所投资企业数据的产品,在市场上找了不少方案,但是成本和效果都不太合适,我们的产品让他们眼前一亮。”

单单计对相关数据的获得,就为筷来财后续的风险把控与管理提供了大数据保障。他们可以用此来评估餐饮企业的信用,对交易数据进行实时监管。我们的系统并不排斥餐饮店安装的其他的收银系统,通过对收银小票的分析处理,我们可以复现监控商户的真实流水状况。 但比商业地产更复杂的是,筷来财的客户遍布全国各地,如何低成本快速接入客户门店,并且持续有效地获得数据,并从数据中挖掘客户门店的相关数据价值,这是单单计产品设计的一项核心指标。

而对单单计来说,通过快速获得大量真实的一线数据,他们可以更专注地提升产品本身。单单计这个产品随着接入数据量的不断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强。

两者一拍即合。公司开始有起色了,有了第一笔收入,他开始招人,主要是招负责实施运维工程师,“最多时一个月要装200多家。目前已经测试通过60家不同品牌餐饮软件。手机报表的研发也开始提到了日程上,手机报表功能日趋完善,”

2016年底,薛冰雷拿到了他的第一笔投资,目前核心团队也达到了7个人。 餐饮行业对资金的需求很大,开业,装修,采购,房租多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现金,但由于行业的特殊性质,餐饮行业获得金融贷款的难度很高。我们希望通过单单计来打通餐企数据,用真实的数据来分析餐饮行业背后运行的规律,筛选出真正对资金有需求的餐饮企业,并用数据来解决金融行业关心的风控问题。用大数据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。 单单计希望一方面可以解决很多老板远程管理门店的需求,另一方面通过交易数据的不断沉淀,可以链接金融公司对接餐饮企业提供短期信贷支持,这方面的市场想象空间巨大。

薛冰雷变得更忙了,每天很晚回家。妻子有点儿怨言,“她说非常后悔让我创业,因为投资回报率太低,3年投入的钱不说,没往家拿一分钱,最后连陪孩子玩的时间都没有了。”

虽然公司都在向好的方向转,但显然还远远没到盈利的阶段。“我跟妻子说,看短期效应,肯定不行。要看长远。我们做的是一个伟大的事业。”薛冰雷并不后悔创业这个决定。

在他选择离开的外企领域,有个天花板效应,就是上升空间。“我的一些老同事,十几年都还呆在那里,整个思维模式都是围绕这家公司的,若要转型,会很痛苦, 越到后面越尴尬。”

薛冰雷有个博士毕业的同学,读书的时候很刻苦,毕业后去了央企,日子过得似乎挺滋润,平时也没什么压力。“他看到我的事情,说很想出来试一吧,但想了又想还是没出来。在一种环境里呆久了,可能就丧失了狼性和斗志。”

薛冰雷并不是很看好当前很多外资企业的高管创业,“很多人吃不了苦。原来出入都是四、五星级酒店,现在让你住汉庭、如家,两人一间。这个落差是很大的。而且很多高管在外企做久了,需要底下有一帮人才能做事,你让他自己从零开始,自己去跑市场,跑税务,泡客户现场了解问题,可能就很难了。”

薛冰雷提到90后的空空狐项目,表示不解,“把投资人的5000万都烧光了。买好车,住好房,这哪是创业?”他也看到有些创业者,把公司包装编故事卖掉买了套房子。“明知道这个产品不可能长大,目的就是奔着让投资人接盘。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。如果是我,我不会做。就算你卖了个好价钱,但你在创投圈的名声已经臭掉了。若拿到别人投资,我不拿出点业绩,心里压力会很大,这可能就是我们70后创业者的不同。因为年龄原因,我们没有太多的试错机会,所以我们会比较稳健地把握公司发展方向。”

前方的路依然漫长。

“选择创业,我能控制和规划自己的路。如果在企业,相当于把命运交给了别人。”薛冰雷说,前段时间,妻子的公司已经历了调整,她开始感觉到了职业的压力,看似稳定的职业之路实则并不稳定。“她也开始理解我的坚持,看来我35岁做的决定还是对的。”